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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小山(美):限购房车后,陈先生把钱花在北京两千平米的庞大宅邸上,全球采购,总共花了3亿多人民币。
“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好笑,”陈先生对我说。这一天北京的天灰蒙蒙的,他开着红色法拉利兜风,“但是我不知道该把钱花在什么地方。”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陈先生在海南岛搞房地产赚到第一桶金,然后搬到了北京,在这里他培养起“做地产大项目”所需的关系。到我们有些交情的时候,陈先生已经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开发商之一,他的商业地产和住宅地产开发拓展到了全国各地。
中国富豪的消费倾向
过去陈先生往往把钱投到自己的开发项目当中,但是房地产的预期回报不够高,所以把钱从地产投资里拿出来,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考虑过在美国投资地产或是在夏威夷毛伊岛或纽约买房子,但他一年只去那里一两次,往往是看望他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念贵族寄宿学校的女儿。
“我以前会买所有豪车品牌最新最好的车款。”他告诉我。我见过这些车——在他北京的豪宅的车库里,停放着保时捷、路虎揽胜,以及可以组一个小型车队的数辆奔驰S600。但是,他接着说:“我已经有一年多没买新车了。”尽管他有过硬的关系,又有钱,陈先生还是没有办法在过去一年里搞到一块北京车牌。为了减少汽车数量,北京推出限牌新政,现在北京人得通过每月一次的摇号申请车牌;实际上只有不到1%的人能把车牌弄到手。
限购房产和车辆限牌对中国的亿万富豪造成了影响,迫使他们把钱花到别的地方去。全国各地有许多市实施了限发车牌的措施,以缓解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易车网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李斌告诉我:“上海和北京限牌之后,其他的城市比如广州、天津和杭州都推出了限牌措施。因为城市规划并未预料到汽车数量增长会这么快,交通拥堵已经变成中国大城市的严重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解决。”
李认为限牌的措施将会在中国继续推广。“其他一些汽车保有量较高的大城市也可能会采取限牌措施遏制交通拥堵。”出于遏制炒房投机的考虑制定了房产限购措施,这也改变了消费模式。
陈告诉我2014年他的钱无处可投。“我不相信股市——弄虚作假和操控市场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回到三环路上,我问陈他现在的钱怎么用。他说他正在北京建造一座2000平方米的庞大宅邸,“从全世界进口最好的东西。意大利的大理石和窗帘,缅甸的柚木。”全部算起来,他估计花了5000万美元。
限购政策下每个人能买的房屋数量有限,对豪华大宅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年前,很少有房屋卖到500万或1000万美元以上。现在,1500万美元的住宅也有,有一些卖到800万到1000万美元,每平米单价2万到3万美元。这并不是指整个小区的价格都是这样,而是说,一套房子卖到800万到1000万美元,每平米2万到3万美元,这样的情况变得很普遍。
购房者不像以前一买就买好几套换着住,现在只买一套房居住,花一笔钱翻新装潢。
这些几百万美元一套的豪宅从外观上看基本都差不多,但是进去后你就会发现各有千秋。美国的购房者可以从备选项里挑选一种室内装潢方,包括地板和墙壁等,但是中国的购房者不一样,因为大部分房子是毛坯房,只有空白的水泥墙。购房者必须自己挑选并安装电线、地板、灯光,甚至管道。
超级富豪过去会照搬别人的装修方,全都弄成富丽堂皇的伪路易十格,一样的镀金栏杆,一样的豹纹装潢,但是现在追求个性的趋势开始了,因为大家对家装流程很熟悉了,想要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家。
陈先生特意要把自己的家装修得和周围人家里不一样。他告诉我他用从世界各地旅行时买回来的摆设、家具和其他装饰品来装点自己的家,营造一个“温暖,温馨的氛围,我老婆会喜欢,而且和别人家的不一样。”他到南非狩猎旅行的时候,买了动物皮毛做成的地毯。他把去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旅游时买的黑檀木雕挂在墙上。
房产限购、限发车牌加上资本管制,这意味着中国的富人在国内能买的高价产品比以前要少。房产限购禁止中国人像纽约人在汉普顿或波士顿人在南塔克那样可以买度假屋,中国富豪在他们常住的房子上会投入更多钱。
财富被分花到艺术品、家具和家居装饰上。中国最大的国有地产开发商保利集团旗下的保利文化公司,专攻古董收藏和艺术品拍卖,2014年这家公司IPO之后股价飙升,因为投资者知道有钱人都在买艺术品,一部分是为了彰显自己的品味以及做投资,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能把钱投到别的什么地方。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买入市场,总额超过40亿美元。
陈先生也买了一些裸钻和切割钻石,做成定制首饰后送给亲戚。他认为做首饰“独特又贴心”,因为定制首饰比从奢侈品牌店买现成的首饰感觉更特别。
一些中国富豪的离岸消费,往往在澳门通过可疑的渠道进行,他们假意购买商品,刷银联卡。消费者通过刷银联卡购物,然后退回商品,套取比付款额稍低的现金,差价作为手续费,这样用刷卡套现来绕过兑换外汇的限制。比如说,他们刷银联卡买一块20万美元的手表,然后退回手表拿取19万美元现金,店铺则拿走5%的差价作为手续费。也有其他一些人会找非法的兑汇者,就是偷偷出没在银行和热门观光地点附近的黄牛。
CMR对十几位中国亿万富豪调研之后发现,他们出国旅行时会避开去巴黎和罗马的大众路线,而到更不寻常的一些地方去冒险,比如南非或阿拉斯加。中国那些真正的有钱人追求的是跟其他人都不一样。
亿万富豪也在花更多的钱买高价商品,比如飞机和游艇,因为购买这些产品没有太多限制。近几年来,军方对私人飞机开放了空域,国内的机场也开始出租飞机库供私人飞机停放。通用动力旗下的湾流宇航,在中国的业务火得惊人。
炫耀性消费在改变
1990年代,买一个几千美元的路易威登包包或古驰包包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永远无法企及的梦,就跟如今大多数美国人买不起几十万美元的法拉利和劳斯莱斯一样。用外国品牌,就算是大众品牌,比如宝洁的洗发水或耐克运动鞋,也是成功的象征。消费者在北京秀水街和上海襄阳路这样的市场上,买的拉尔夫·劳伦服饰和贴着普拉达标签的山寨名牌包,是穷日子里的穷办法,而不是缺乏道德。当时的有钱人拎着正宗的名牌包,感觉倍有面子。
到世纪之交时,奢侈品对许多中国人而言仍然遥不可及。炫耀性消费,穿戴名牌是得社会身份地位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带有明显品牌标识的手袋、钢笔和手表,比如路易威登、欧米茄、万宝龙这些名牌的商品在货架上被一抢而空。标识越大,越明显,越闪瞎眼,就越好。
到了2000年代末,中国人成为了新一批1980年代的日本人。到2012年,中国人消费的奢侈品大约占到全球奢侈品份额的20%,纽约第五大道和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挤满了中国人。奢侈品零售商雇佣会说普通话的售货员。
炫耀性消费仍然占主导地位。中产阶级消费者成群结队地抢购路易威登和普拉达;2013年中国消费者购买的路易威登产品占到该品牌全球额的50%。此时,这些东西已经正式成为了主流商品——于是超级富豪们不再需要了。一位北京女富豪告诉我,她不会买任何路易威登的东西,因为太“大路货”——就算办公室里一个月赚800美元的秘书也在存钱(通常不吃午饭),为了买带路易威登印花的聚氯乙烯塑料皮包。
亿万富豪转向更高级的品牌,比如香奈儿、葆蝶家以及爱马仕,并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贵的东西上,比如汽车。2014年中国成为保时捷和劳斯莱斯最大的市场。有钱的消费者购买私人飞机和高端红酒,并开始把小孩送到国外顶尖的寄宿学校,比如美国的圣保罗和安杜佛。
为了更了解中国超级富豪们的消费习惯,我在2014年采访了玛蒂·维科斯特罗姆。她于2009年和2013年间任职于历丰集团,是这家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控股公司时装与配饰部门的CEO。她目前是Harrys of London 的总裁,这家高级手工制鞋品牌,采用橡胶鞋底,逐渐受到年轻皇室成员的青睐,品牌客户包括碧翠丝公主,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以及汤姆·帕克·鲍尔斯(卡米拉的儿子)。
过去几年我和她在巴黎和上海见过面,发现她总是能把握中国富豪和名人的生活方式的潮流。
“中国消费者的品味水平和消费习惯变得越来越挑剔了,”维科斯特罗姆告诉我。她的品牌Harrys of London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艾美奖奖演员达米安·刘易斯在最新一部电影里就穿着Harrys of London,它是世界上最高级的鞋履品牌之一——一双售价从几百英镑到几千英镑,去过伦敦的中国富豪们越来越流行穿这个牌子的鞋。这些消费者看重“工艺、材质、传统、耐穿”,她说,而这些品质“已经开始超越炫耀性消费和炫富品牌,成为了购物的关键标准”。
“但是通过购物而得社会身份地位是否仍然主流呢?”我问。
“身份地位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购物方面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购物是为了形成消费者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维科斯特罗姆回答。在她看来,自从2012年“反腐行动开始之后,毫无疑问加快了”这种转变,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开始脱离名牌标识,炫耀性消费下降”的趋势同期而行。
标识特别显眼的那些品牌,比如路易威登,已经不再吃香,并不是因为消费者的品味进化或层次提高了,仅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更低调一些。
维科斯特罗姆把这种趋势称为“藏富”行动;不那么显眼,与周围人不一样,富裕人群在寻找低调的小众品牌,例如Harrys of London,以及布里奥尼或者奇顿这样的复合品牌精品店。维科斯特罗姆说这种趋势也为中国品牌创造了机会,例如国产品牌“例外”。第一次国事访问出行莫斯科时提的就是这个品牌的手袋。“许多见多识广的消费者开始认为‘例外’的一些品类比某些西方品牌还要好”,比如手袋和外套。
超级富豪的新玩具
“超级富豪们现在想要什么呢?”我问。
维科斯特罗姆回答说:“精明的中国消费者现在把目标锁定在那些把他们和其他人区分开的品牌,能反映出消费者有品味的风格和日趋成熟的思想:卓越的消费者体验,定制商品和独家的商品,以及带有内在价值的产品。”
维科斯特罗姆的分析与Cape Cobra的老板理查德·夏佛的经历一致。这家南非顶级皮毛制品商为蒂凡尼、迈克·高仕和克洛伊等品牌皮革制品。夏佛告诉我,他的名牌鳄鱼皮和鸵鸟皮皮具广受那些在他开普敦皮具精品店驻足的中国客人的喜爱,这些客人往往是“最高端的消费者”。他还跟耀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从2013年起在北京鸵鸟皮制品。因为中国人渴望与众不同且更高端的品牌,销量比他们原先预期的数字高出了好几倍。
“我刚买了一架湾流550,”叶先生告诉我。这会儿我们在他奢华的私家会所里吃饭。叶先生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保持着极度低调的状态——他从不出现在中国任何一个富豪榜单上,比如胡润百富或者福布斯富豪榜,尽管以他的身价绝对有资格上榜。而且他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最好不要太出风头,他这么跟我说。他愿意与我交谈,正是因为他相信我不会做任何有害他的事。
会所的墙壁上装饰着玉石雕像和古代的钟铃。叶指出几件他称为“无价之宝”的物件。叶先生的妻子提一只香奈儿手袋,穿着粉色套装和一双黑色高跟鞋。叶先生穿一身现代派的中山领衬衫。叶先生经常要去也门和其他中东国家以及非洲国家谈能源生意。他说有一架私人飞机可真是帮了大忙。
私人飞机销量飙升,使得许多公司把他们最先进的飞机卖给中国买家,而不像以前那样卖给中东皇室。游艇也变得很热门。一些海南岛的住宅小区的售楼噱头就是买房送游艇私家泊位。反腐行动影响了游艇,但是受影响的大多是给企业的那部分。2014年参加海天盛筵游艇展销品牌的数量跌至72家,而一年前有139家。然而卖给富豪私人的游艇销量一直表现出惊人的增长态势。一家游艇商告诉我,如果中国的人均游艇保有量达到香港的水平,那么中国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意大利贸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香港的游艇保有量是每25个富豪当中就有一个拥有游艇,而现在大陆的情况是每318个富豪中有一个拥有游艇。
中国奢侈品消费者的变化
尽管富有人群的品味不断变化,而且渴望保持低调,奢侈品在中国仍然很重要——买奢侈品背后的动机在发生变化。看重的产品与种类在变,但总体购买力仍然很强劲。
2006年CMR受一家总部在香港的奢侈品零售商委托,展开了一项调研。这家公司的地位相当于亚洲的美国高级商店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或者尼曼百货。调研的主要发现揭示,消费者渴望的品牌全都差不多,就那么五到十个品牌,包括路易威登、杰尼亚、登喜路等,只有少数例外。购买同样的品牌能让他们展示身份,说明达到了“跟大家一样”的水平,但是恐落人后的担忧左右了大部分的购物决策。消费者担心买错了牌子看起来又傻又土。几乎是一种高中生的心态卷土重来。
CMR等候在男装西服品牌杰尼亚门店的出口,采访购物的客人,有许多人告诉我们,他们完全就是照着塑料模特身上的那一套——西服、领带、衬衫、皮带、皮鞋来全部买齐——因为他们希望看起来穿搭合体。他们不知道如何混搭。
2006年杰尼亚用“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的广告语来做宣传,其中的那种涵义如今不可能再奏效。因为中国市场的消费者越来越自信,足以自己来思考和决定买什么。
生活小康的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也增加了对高端品牌的需求,例如迈克·高仕和蔻驰(Coach)。这些品牌的定位仅次于路易威登这样的大牌奢侈品。白领们开始相信他们永远也成不了真正的富人,这和五年前的情况很不同,那时候许多白领都相信他们正走在成为富人的路上。
2009年CMR在例如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采访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还在成为真正富豪的路上迈进。2013年CMR调研发现,这种心态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多数人表示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超级富豪,因为他们错过了过去十年的房地产热潮。
中产阶级现在的目标比以前稍微低了一些,他们购物的档次也比之前梦寐以求的顶级品牌降了一级。从路易威登到博柏利、麦丝玛拉以及托里·伯奇。另一方面,最有钱的消费者比以前升了一个档次,购买香奈儿和爱马仕。而大牌奢侈品例如古驰、普拉达和路易威登则落在了中间,高不成低不就。
主席影响深远的反腐行动了奢侈品消费的转变,那些受欢迎的品牌和产品类别与以前不一样了。反腐也让奢侈品增长整体放缓。奢侈品的增长从2011年的30%跌至2012年的7%,再落到2013年2%的水平。《理财周刊》(MoneyWeek)的梅林·萨默赛特·韦伯观察到奢侈品销量的骤降。他在2013年8月的一期《金融时报》上撰文断言,反腐行动让所有奢侈品牌和所有奢侈品类别的销量一落千丈。还有许多分析师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根据这种看法,腐败的生意人购买奢侈品并给官员送礼是此前奢侈品大增的原因。但真的是这样吗?
送礼对于奢侈品行业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观察得比萨默赛特更深入一些,得出的观点就会不一样。对中国市场大多数的奢侈品品牌而言,送礼只占到额的20%。而对一些与暗中送礼更密切相关的特定产品类别,比如高端茶叶、手表、白酒和高档香烟等,送礼所占额的比例要高出许多。这在不同的品牌之间差别很大——往往流行送路易威登和欧米茄而不是依芙圣罗兰或者麦丝玛拉。不同的性别之间也有鲜明差别,行贿的礼品中男性使用的产品远多于女性配饰和服装。
CMR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调研了1000位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基于这些调研我们发现,基本上购买礼物占到奢侈品总额的20%,其中有一半(总额的10%)是买来送给朋友的。的反腐行动对这部分生意的影响并没有许多人设想的那么大。送礼的部分中还有四分之一(总额的5%)是商务往来,剩下的四分之一(总额的5%)是给官员送礼的腐败行为。对许多品牌来说,送礼给官员的购买所占的份额并不多。
对品牌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官员使用公款购买奢侈品进行奢侈消费。许多官员的薪资水平低于他们交际圈的平均水平。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不到1000美元,这种情况很普遍。他们以往使用公款买礼物送给其他官员。
2013年像龙井这样的高端茶叶的销量同比大跌70%,一年中几千家高端餐饮生意惨淡。超过50家五星级酒店游说相关部门,请求降低一个星级成为四星酒店,因为实行的新政要求公务员差旅不得下榻五星级酒店,航班不得乘坐公务舱。也减少了公务员出差住酒店的天数,缩短和减少了公务员出国的行程以及出国考察的次数。
更严格的监管环境和挑剔的眼光一起改变了中国富人消费奢侈品的现状。他们更趋于在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上花钱。这些方式往往根植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炫耀财富和身份地位的心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奢侈品行业的许多品牌仍然有充分得增长的机遇。
(吴怡瑶 译)
(本文节选自 雷小山新著《山寨中国的终结》(上海译文出版社)。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的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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